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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民办教育:面向未来的教育愿景

发布时间:2019-10-16 23:57:22

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的发展为中国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当前我们需要面对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重新认识民办教育的价值和方向,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

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办教育的起步和2006年《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颁布相比,当前教育发展的社会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中国已经进入后普及教育、普及教育和终身教育阶段。总的来说,中国已经超越了教育非常短暂和欠缺的阶段。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发达和繁荣的状态。发达地区的教育“不缺钱”。如何花好钱,提供平衡有效的公共服务,已经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

第二,在世界范围内,基于网络环境的学习型社会和社会化学习时代已经到来。后大众化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以及00年和10年后“数字时代的土著人”的出现,正在改变学校和教育的生态。

第三,仍然严重的应试教育和择校竞争深刻地改变了私立教育本身以及私立教育和公立教育的模式。如何保证基础教育的公平、公益和宣传成为一个重大挑战。

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教育设计和系统视野,从一个大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而不是谈论关于私立教育的私立教育,超越单独讨论事情和选择竞争学校的单一特征。我们需要回答:

民办教育发展的理想目标是什么,民办教育和公共教育共同发展的内涵和制度设计是什么?如何降低民办教育的强势盈利,体现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价值?我们如何避免基础教育体系的两极分化,防止私立教育成为促进阶级分化和障碍的工具?民办教育如何超越应试教育和生源竞争,走上教育创新之路?这需要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相应的系统设计。

首先,这一价值应该代表学生和社会的利益,重视基础教育的公平性,为社会发展奠定平等的教育基础。这需要对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的信念。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反思教育:转变为“全球共同利益”的概念”教育是社会平等链中的第一环,不应出售给市场。“因此,有必要按照分类管理的理念规范民办学校,遏制其过度盈利,避免基础教育体系的两极分化。

除了确保公平,现代教育还具有多样性和选择性的价值。正如有识之士所说,“公共教育的基础”的全部内涵并不在于只谈论不上课的教学而不是因材施教,而是有可能回到训练“标准部分”的老路上来。这不是我们的理想。在互联网和学习型社会的教育时代,学校教育需要超越“教育工厂”模式,从标准化、大规模生产走向个性化和多样化。多样化的教学模式需要多样化的学校体系,实现多样化的途径包括私立教育的不断发展。还有另外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公立学校办学体制的改革;第二是供给方改革,向社会和人民释放受教育权。

“平等待遇”是调整公私教育关系、促进公私教育共同发展的基本价值和政策目标。其政策要点是,第一,增加政府的财政责任,公共财政将更公平地承担公立和私立义务教育学生的教育费用。这意味着非营利模式被作为义务教育学校的基本类型和共同管理模式,公立和私立学校的所有权逐渐淡化。二是根据教育法恢复公立和私立学校的自主权,以增加教育供给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创新性,增加公众的选择性。

借用“比萨之父”施莱歇尔的头衔,我们的任务实际上是“如何构建21世纪的学校教育体系”。

中国的私立教育非常有利可图,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值得讨论的问题。这是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基本现实。

它不同于国外私立教育,后者主要由非营利组织(如教会和基金会)组织,本质上是非盈利性的。在滚动发展和投资办学的现实中,中国民办教育的组织者有一个“基因缺陷”,自然把教育视为一种商业和产业,自然缺乏非营利文化基因。

对于一所私立学校来说,它的价值观可以通过学生的规模来区分。许多著名的“精英学校”规模巨大,如浙江梁海中学和河北衡水中学,这与良好教育追求的“小班化、小班化”背道而驰。实际的运作模式是集中学生和教师的优势,建立几个重点班级,形成进入高等学校的品牌,然后以高价招生,获得经济效益。当前资本市场的诱惑导致更多的学校经营者追求巨额商业利润。遏制私立学校极其有利可图的性质并让它们重返教育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2018年,国家将大力整顿和规范课外培训行业,《学前教育决定》将禁止资本市场收购,并打包上市。党中央、国务院最近关于义务教育的《意见》和取消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的“特权”,都是基于维护义务教育秩序、降低择校竞争温度、减轻广大儿童和家长负担的大局。

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超越阶段理论”认为,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资本总体发展时间仍然相对较短,缺乏足够的实力,因此要求“合理回报”,难以真正实现“非营利”。虽然这有些道理,但并不是全部的道理。应该指出的是,今天的私立教育已经不再像30年前那样,在街上张贴小广告来招生。已经有这么多教育公司上市了。

因此,从试点开始,无论是在遥远的未来,还是从现在开始,对于时机何时成熟以及是否可以成为"非营利组织",都没有标准的答案。也许更重要的是对政策本身实行“分类管理”:第一,尊重历史和契约,“老有所为,新有所为”;第二是根据当地情况调整措施,使学校制度适合当地情况,例如,对平民学校和新建学校等有一个过渡期。

此外,“分类管理”和非营利的概念不应局限于私立学校。如果非营利是所有义务教育学校的共同特征,公立学校自然就是非营利的吗?这需要得到承认和证明。这么多与资本市场、房地产和高收费合作的著名公立学校,以及这么多收费的“团体学校”,它们真的是“非营利”吗?

在普及学前教育的过程中,人们意识到资本的营利性质必然导致教育的减少和对公平的忽视。行政和等级制公立学校系统也将偏离公平。公立重点学校和乡镇中心公园的资金成本很高,主要由优势班的学生享受。因此,最好的机制既不是资本机制,也不是公共机制,而是非营利机制。由于《教育法》确定了教育的公益性,国家也确定了义务教育各阶段学校的非营利性。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树立一种新思维:率先淡化教育领域的所有制思想,按照非营利规范管理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这样,通过共同制度平台的建设,我们才能真正把各类学校作为公益事业对待,一视同仁。因此,非营利学校不仅是私立学校的管理模式,也是公立学校的未来。

取消高额利润,让民办教育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前提是政府加大对民办教育的投入。发达国家的基本现实和治理经验是,“未来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要同步发展,必须提供公共资金,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促进两类学校之间的公平竞争。”如果要避免学习环境的过度差异,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必须吸引来自所有家庭的儿童,以遏制社会隔离。

根据经合组织教育官员的报告,在芬兰、香港、荷兰、斯洛伐克和瑞典,90%以上的私立学校经费来自政府。在比利时、德国、匈牙利、爱尔兰、卢森堡和斯洛文尼亚,这一比例在80%至90%之间。然而,在英国、美国、希腊和墨西哥,这一比例仅为1%。

这意味着,政府不仅需要承担更大的财政责任,还需要更均衡地分配教育资源,而不是将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视为不同的“族裔群体”,并根据行政级别对它们区别对待。这需要对现行公立学校制度进行深入改革,取消创建“精英学校”的行政和等级安排,取消省、市、区重点类别的义务教育学校,通过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和教师流动,真正实现义务教育学校的均衡发展。对是否达到平衡的评估实际上非常简单:是否有精英学校。在韩国首尔,我们问小学生的父母如何选择学校。答案是离家近,食物好。

陆志文认为,私立教育和公立教育应该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在私立学校学习的学生应该享受政府对“每个学生的平均费用”的全额补偿,因为他们也是纳税人的孩子。私立学校的教师承担着与公立学校教师相同的社会责任。他们应该享有与“公共教师”相同的社会保障。政府通过购买教育服务来支持私立教育的发展,这不仅反映了教育的公益性,而且比自己的直接教育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服务更好。

一些学者认为,"有必要改变政府在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任意性,将义务教育的各种资金充分纳入公共预算,并确保义务教育学校能够平等地分享教育资源"。义务教育学校可利用的教育资源应主要根据学生规模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确定,并应建立相应的国家教育经费基准。同时,资源配置应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渠道,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应成为义务教育学校资源配置的权力机关。"

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平等入学机会只是第一步。只有提供适合不同学生需求的多样化和选择性教育,过程和结果才能公平。因此,与平等同等重要的目标是教育的选择性和多样性。

它不同于20年前私立教育的功能,私立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填补空白”,弥补公共教育经费的不足。目前,继续发展私立教育的需要主要是为了满足公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增加教育的丰富性和选择性。不用说,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私立教育几乎没有什么多样性和创新性,基本上是与公立学校的同质化入学竞争。因此,尽管私立教育的规模已经很大,但其价值和使命还远未实现。如果私立学校能够与公立学校竞争考试,那就没有未来了。一些人分析了为什么私立学校缺乏创新是由于私立教育的“边缘行走”的命运、假私立学校的盛行和真正私立学校的薄弱。在我看来,过度市场化,“资本家办学”而不是教育者办学可能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民办教育本身需要转变为非营利性教育,其促进教育创新的真正使命应该更新。未来的教育竞争不是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而是创新型学校和传统型学校之间的竞争。

另一个奇怪的问题是为什么私立学校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权,而公立学校却没有?办学自主权是由资金的性质决定的,而不是由学校发展的逻辑和教育规律决定的吗?如果我们说所有的学校应该平等对待,共同发展,公立学校不应该和私立学校有同样的自主权吗?

这是外国教育改革的基本事实:改革公立学校系统,以增加教育的选择性和多样性。这和发展私立教育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让公立和私立学校相互竞争,或将公立学校转为私立学校),而应该改革办学体制,以解决公立学校的平庸,使它们更加多样化和高质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公立学校改革方兴未艾。政府权力下放、权力下放和赋权、学校自主和创新、特许学校、磁石学校、家庭学校教育等一系列创新的出现,统一的公共教育体系正逐渐让位于多样化的学校体系。

美国的特许学校

“特许学校”是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公立学校制度改革的产物。为了打破公立学校的平庸局面,采取委托办学和合同管理的方式。学校的公共性质保持不变。州政府拨出全部资金,委托教育团体、教育团体、社会组织和其他管理机构对一些管理不善的公立学校进行定期检查,以确定它们是否符合要求并续签合同。特许学校在办学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选择学生。但不限于此。它需要遵守州和联邦教育法,承认州要求的各种考试,不得有种族或宗教偏见,也不得以经济收入、智力水平和文化背景为由拒绝学生加入,并平等对待残疾学生。

改革始于贫困的学区和薄弱的学校。在2015-2016学年,美国约有300万学生在特许学校注册,约占学生总数的6%。特许学校制度有效提升了公立学校的活力,出现了著名的创新教育案例,如拉尔夫的“教室56”、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有效提高教育质量的kipp学校、实施项目教学的hth(高科技高中)等。

瑞典的免费学校

1992年,瑞典政府解除了对公共教育的限制。《教育法》明确规定,人人有权建立学校。政府必须根据学生人数向学校拨款,以减轻财政压力,满足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允许公民建立免费学校使瑞典能够从高度集中的教育系统转向高度分散的国家。

学校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按照先进的教育理念开办的,一种是宗教学校,其余的是普通全日制学校。免费学校根据“先到先得”的原则招收学生。政府不允许学校根据学生的能力、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来选择学生。它必须确保录取过程中的公平和公正。到1997年,瑞典政府对免费学校的资助达到100%,与公立学校的资助水平相同。同时,免费学校被禁止向家长收取学费。从1992年到2010年,瑞典义务教育免费学校的数量从总数的1%增加到15%,高中的数量从1.5%增加到17%。2010年,义务教育阶段免费学校的学生比例为10%,高中为20%。

调查显示,学生、家长和教师对免费学校的满意度远远高于普通公立学校。免费学校的规模比公立学校小得多。义务教育免费学校平均只有132名学生,高中只有188名学生。这也是吸引父母和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英国的“免费学校”

英国的免费学校诞生于美国的特许学校和瑞典的免费学校,但它们彼此不同。这是一所由政府资助的多功能独立学校。它不在当地政府的管辖之下。它也是一所公立和私立学校,享有许多自由,如办学科目的多样性、课程大纲的独立性、教学安排的灵活性等。联合政府认为,其核心理念是扩大办学自主权和自由,使学校能够走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桎梏,走多元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学生家长、社会组织、宗教机构或组织、所有有意在本地区发展教育并向当地居民提供适当需求的个人和组织都可以建立这种学校。然而,现有的公立学校不能转变为“免费学校”。

2010年,英国联合政府颁布了《2010年学术法案》。政府领导“免费学校”的设立过程,每年发布三次“免费学校”发展计划,接受符合设立标准的申请,并进行相关资格审核。虽然它们都是由国家资助的,但“免费学校”的分类不同于公立学校。免费学校除了享有组织和课程设置的自由外,还需要接受英国教育质量监督部门(即英国学校教育标准署)的教学质量监督和考试评估,并参加与公立学校相同的统一考试排名。英国教育部最近评估了2011年建立的首批24所“免费学校”的教育和教学质量。四分之三的学校被评为优秀。2013年底,英国有102所免费学校,学生人数为13万。计划到2021年达到833人。

中国台湾的“实验教育”

自2012年以来,台湾实行“12年国教”(12年义务教育)。2014年11月,台湾立法院通过了“三种实验教育方法”。台湾的实验教育就是我们所说的创新教育。立法的总原则是“鼓励教育实验和创新,实施学校型实验教育,保护人民的学习和受教育权,增加人民选择教育方法和内容的机会,促进教育的多样化发展。”这三项立法分别是《学校形式实验教育实施条例》、《高中形式非学校形式实验教育实施条例》和《公立民族学校和民族中学委托民办管理条例》。其中,“学校型实验教育”规定,县市公立学校开展实验教育的比例最高可达10%(2017年法律修订后上限为15%)。

立法赋予实验学校很大的自主权和自由,规定这些学校"在实验规范范围内不得受《国家教育法》、《高等中等教育法》、《特殊教育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约束"。第二种“非学校形式实验教育”是指“家庭学校”,并使之合法化。第三种类型的“公立中小学委托私人管理”是委托一个教育工作者团队通过合同管理公立学校。学校的公共性质保持不变,政府分配全额资金,但学校有更多的自主权。与美国的“特许学校”和英国的“免费学校”相似,“委托管理”的概念也相似。

“三种实验教育方法”(Three Methods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使体制外的创新学校合法化,如森林小学、种子学院、雅高实验小学、素质教育实验中学和道河实验学校,这些学校曾被称为“另类学校”和“概念学校”。2017/18年度,共有55所“学校形态实验学校”,涌现出一批明星学校,包括台北和平实验小学、台南湖山实验小学、桃园仁美华德福实验学校。

因此,对于民办教育的发展,也许我们需要超越狭隘的“民办学校”概念,建立“大型民办教育”的概念。其实质是开放各种社会力量办学,包括教育者、家长和社区独立办学,使教育真正成为全社会参与的事业。这正是学习型社会应该意味着的。正如杜威所说,“最好和最聪明的父母为他们的孩子所努力的,也必须是整个社会为所有孩子所努力的。关于我们学校的任何其他想法都是狭隘和不恰当的。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将破坏我们的民主...只有让所有人充分发展,社会才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

无论是应对现实的需要,还是面向未来,我们都需要从学习型社会和社会化学习的角度重新认识学校,重构学校体系。欧洲国家已经进行了探索,这是一项从两端同时推进的改革:私立教育系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将使公共资源更具包容性,并进行自主创新。公立学校系统通过权力下放、校本管理和委托管理得到振兴。同时,我们可以借鉴民办教育的管理方法。例如,丹麦推动每所公立高中成立一个委员会,选举校长。这样,公立学校在管理上越来越像私立高中。

向社会开放学校,鼓励多样化的教育探索是教育创新最重要的途径和机制。丹麦的私立学校种类繁多,它们离不开设置条件的便利。

根据丹麦《宪法》、《免费学校和私立小学法》和其他法律法规,政府承认私立学校的法律地位,并赋予学生和家长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利。如今,任何拥有不少于28名学生的家长都可以申报私立学校并申请公共资金。私立学校通常获得相当于公立学校学生平均费用75%的补贴。国家赋予父母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利,政府通过立法监管和支持私立教育,政府通过财政支持消除教育不平等,这是丹麦教育选择性和多样化的基本特征。

其背后的理论是教育权力向社会和家长转移、权力回归人民的改革。法国也是如此,合格的个人或机构可以自由开办学校。英国1996年的《教育法》保障儿童在家庭学校接受教育的权利,规定“每个义务学龄儿童的父母应根据其年龄、能力和倾向以及通过正常上学或其他方式可能产生的任何特殊教育需求,使其子女接受有效的全日制教育。”

虽然学校制度是不同历史文化的产物,但仍可借鉴。不久前,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和任郑飞谈到了教育。他说:

“谈到世界上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他们可以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一个集团由芬兰、瑞典和挪威代表。这些国家在教育方面做得很好,但是他们不怎么参加考试。他们一天学习的时间更短,一年学习的时间更少,而且根本没有竞争压力,所以那里的孩子学得很好。

中国的教育强调反复训练、练习和大量考试。也许一半的孩子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我不认为第二种方法是可取的,第一种方法将逐渐成为全球基准。"

北欧德语国家建立了低竞争、低评价、低控制的教育生态。美国正在逐步调整现代政治制度下政府与学校的权力关系,致力于打破统一的公立学校制度,促进学校制度的多元化。我们要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建设面向未来的教育体系和学校体系。

本文转载自杨东平微信公众号“21世纪教育研究所”。本文是作者的独立观点,并不代表芥菜堆的位置。请联系原作者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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